战争爆发了，所有能逃避的人想方设法往后撤，而一批批不着军装的战士却在前行——他们的武器是话筒、摄像机和笔记本电脑，他们的名字叫“战地记者”——在名为“世纪第一战”的美阿战争打响后，数千记者奔赴前线，牺牲则与之如影随形：从2001年11月11日至27日，短短的16天时间里，已确知有八名记者在阿富汗战场蒙难。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女记者若安娜·苏东、欧洲最大商业广播公司RTL的法国女记者皮埃尔·比约、德国《明星》杂志(Stern)的记者福尔克尔·汉德洛伊克。他们于11月11日随同北方联盟指挥官前往一个前方战壕时，乘坐的装甲运兵车被一枚炸弹击中而遇难；
　　路透社摄像师哈里·伯顿、摄影师阿齐祖拉·海达里、西班牙《世界报》记者朱利奥·弗恩特斯、意大利米兰《晚邮报》女记者马里拉·库图利。他们于11月19日从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前往首都喀布尔时，途中遇到身份不明的歹徒抢劫，遭枪击身亡；
　　瑞典电视四台摄像记者乌尔夫·斯特罗姆伯格。他于11月27日在阿富汗北部的塔卢坎遭歹徒抢劫身亡。
　　战地记者是记者中的“王牌”，在新闻界享有至高的荣耀。这不仅因为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对记者的职业水准有更高的要求，更因为战地记者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死亡，需要远非和平时期记者可比拟的职业冲动、冒险精神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可以说，战地记者用以采写新闻的，不仅仅是智慧和汗水，更有鲜血和生命。
　　战争，从来是新闻中的新闻。19世纪50年代以前，欧洲的报纸曾经依靠军人来报道战况。可是军人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报道效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1854年2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威廉·拉塞尔随英国远征军赴马耳他，成为世界上第一名战地记者，此后至今的155年里，诞生了许多优秀战地记者，留下了诸多英雄传奇。近年来，从科索沃到塞拉利昂，从东帝汶到车臣，从卢旺达到索马里、几内亚比绍、厄立特里亚、布隆迪，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有记者出没。据国际记者联合会及国际报业协会提供的数字，近10年中，全球每年都有数十名记者殉职：1991年，殉职记者达到84人，为近10年最高纪录；1997、1998年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仍有26人和31人；1999年和2000年全球分别有36名和26名记者殉职；2001年上半年统计（截至7月18日），全世界已有33名记者遇害，而正在进行的美阿战争，很有可能使得这个数字变得让人触目惊心。
　　“9·11事件”后，数千名记者从世界各地齐集巴基斯坦，伺机进入阿富汗。美国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前，巴基斯坦当局曾发出警告，要求外国居民和游客离开此地，伊斯兰堡机场大厅一度人声鼎沸，但更为壮观的景观旋即出现：来自全球的记者蜂拥而至，为了抢到新闻，不惜铤而走险。《纽约时报》资深记者费利西蒂·巴林杰感叹：“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国际媒体行动。”
　　此次遇难的现年39岁、仍然独身的法国记者库图利，不止一次出现在凶险的战地。用她的同事的话说，“报道国际危机是她巨大的激情所在，她有着极不寻常的勇气。”她曾在耶路撒冷报道中东问题，也曾出没在动乱的卢旺达，“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即来到伊斯兰堡，进入阿富汗。这也不是她头一次踏上这块充满战乱的土地，今年早些时候，她曾经赴阿富汗报道塔利班毁坏两尊大佛事件。
　　同时遇难的两名路透社记者中，年仅32岁的伯顿是澳大利亚人，生于澳东部城市布里斯班。布里斯班依河近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所在的昆士兰州被称为“阳光之州”；摄影记者海达里，33岁，出生在阿富汗，他生命中几乎一半时间是以难民身份在巴基斯坦度过的。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300多万阿富汗难民中的一员移居巴基斯坦，1992年进入路透社，后来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在塔利班政权撤出喀布尔后，海达里向路透社表达了去阿富汗工作的愿望。这次报道他本可重返阔别十几年的故乡，然而却走向了自己人生的终点。
　　在普通情况下，战地记者保证自身安全，一是靠经验和直觉，再就是看向导的水平和能力，最后就是靠记者与东道国或者某个团体的关系。而阿富汗战争作为一场反恐怖战争，和以往的战争形态大不一样。正常情况下，战地记者往往被视为非作战人员，可是塔利班公然宣称，与北方联盟在一起的外国记者被当做敌方士兵来对待，而多数记者并不能相信北方联盟官员给记者的安全保证。
　　阿富汗战争仍在进行，局势瞬息万变，混战纷争正呈激化趋势。战地记者们面临众多无法探知的雷区，死亡的阴影还在威胁着他们。
　　他们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前赴后继，向世界揭示被硝烟笼罩着的真相；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见证；他们传达了那些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的受难的人们的生存状态，让人类反思自己的境遇，认识到人类今天仍然需要努力挣脱的偏见和蒙昧的枷锁。
　　硝烟中夹杂着记者的鲜血。他们在硝烟中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把生命化成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