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青

　　如今30岁以下的青少年，恐怕不会知道夏青这个名字和他以独特的方式所影响的时代。而对于许多年长一点的人，那份对中国最知名播音员“音正词严”和充满磁性的嗓音的依恋，则是难以割舍的。
　　1931年，中共广播事业在瑞金发端，其后它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和军队的南北迁徙和转战而先后落户过延安、西柏坡等地，最后安营于北京。有人把这段历史形象地称为“中国人民广播搬家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一个名叫耿绍光的22岁黑龙江青年进入新华社新闻干部训练班。1950年自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他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渐渐以“夏青”的名字为听众所熟悉。   
　　起初，他的东北腔经常被人取笑，总是把“国家”的国的第二声(guó)发成第三声(guǒ)，成了“果家”。好在组织和同事的督促还有自己的语言天赋，夏青很快过了“国音”达标这一关，日后他还成了语音专家，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审音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专门帮助各地播音同行解决字正腔圆问题。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共并没有从意识形态上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革命和阶级斗争仍然是主旋律。作为党和国家喉舌，齐越、夏青、葛兰等第一代播音员自然成为重大政治新闻的播报者。而时值青壮年的夏青所创的政治新闻播报纪录和他的感染力是无人匹敌的：
　　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他播出了大量战况报道；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文宣读《宪法》；
　　60年代在中苏论战中主播“九评”等一系列文章；
　　70年代播出周恩来追悼大会悼词和毛泽东逝世时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80年代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文宣读《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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ஸஸ谈到夏青播音的准确率，人们常啧啧称奇。同事们公认，夏青工作态度严谨堪称典范。夏青在备稿时努力将稿件中的疑问、难点全部弄懂弄通，将稿件中的差错、疏漏，在准备稿件过程中全部改正，在录音时停机率最低，在直播时差错率最低。“挽救了许多差错，成为安全播音的楷模”，“大量疑难字音问题，大多请他来确定，因此有‘活字典’和‘字音政府’的美称”。
　　有这样一个传奇故事：1954年11月，在中南海举行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建国后第一部《宪法》，夏青到会场宣读《宪法》草案。他身穿中山装，站在主席台前方，逐句逐段地宣读，缓急适当。《宪法》草案1万多字，宣读近两小时，中间没有停顿，一气呵成，一字不错。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副委员长郭沫若称赞说：真是“三分文章七分读”。
　　关于夏青的音质和播音风格，同行、听众赞誉甚多。从艺术的角度有：“黄钟大吕”，“播音雄浑、逻辑严密、声音震撼”，“一种艺术享受”。从政治的角度有：“祖国的声音”，“他播的政论性文章，有理、有力、有节，具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雄辩家的机敏，充满伟大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夏青的播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国家电台应有的政治、思想和艺术品位。”
　　夏青退休后曾有网友发贴：“夏青堪称播音大师，他的水平至今无人企及。他播音时的庄重、沉稳让人肃然起敬；他播音时气息的运用，对意群、断句、抑扬顿挫的处理可以说无可挑剔；他浑厚、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令人倾倒……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本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但当时我能傻乎乎地、一动不动地把夏青播的长达数小时的论战文章从头听到尾。”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从建国到“文革”，是一个不乏狂热、动乱和灾难的时代，这恰恰与夏青播音生涯的黄金时代重合。而夏青的播音却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他的声音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时代，是那么正确无误，那么神圣无比，那么气势磅礴，那么大义凛然，那么战无不胜。
　　当然，这不能归咎于夏青这位爱岗敬业的播音天才，而只能归咎于那个荒谬的时代。惟此，天才如夏青，只是宣传机器上的精密的齿轮和螺丝钉。 
　　以“地球村”一语闻名的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广播在人类“重新部落化”的过程中是动员民众的激昂的“部落鼓”。今天，正如同为著名播音员的夏青之妻葛兰所言，夏青所代表的广播新闻时代已经过去，但是那个时代积淀成了一段文化史，其中记载着一个原名叫耿绍光的非凡的“部落鼓”鼓手的故事。■